她不知道该恨谁。

也许该恨那个女人。也许该恨儿子。也许该恨自己。

但此刻，她只是握着儿子的手，一下一下地拍着，像小时候哄他睡觉那样。

“睡吧，儿子。睡吧。”

**********

第八十四章.决不

楚河在医院里又躺了一个月。

说是躺，其实更像是一具会呼吸的尸体。人活着，魂丢了。

转到普通病房之后，我不再像在ICU时那样胡言乱语，不再挣扎着要下床，不再撕心裂肺地喊苏清宁的名字。

我变得很安静。安静地躺着，安静地吃饭，安静地配合治疗。护士来打针，我伸胳膊；护士来量血压，我撸袖子；护士问感觉怎么样，我说还行。

就像一台被拔掉电源的机器，按一下就动一下，不按就一动不动。

但我脑子是清醒的。太清醒了。

清醒到每一个夜晚，我都能清晰地回忆起那天的一切——那个白色的小药瓶，洒了一地的药片，清宁惊恐的眼神，她抱着我哭喊的声音，还有自己吐出的那口血。

我想起来了，替诺福韦不止可以用于治疗艾滋病，也是乙肝的常用药物。清宁的条件，肯定没有打过乙肝疫苗。

但那个药瓶本身，那道裂开的茶几玻璃，那种被最信任的人瞒在鼓里的感觉，像一根桩子一样，钉在我胸口。

我知道她害怕。知道她从小就害怕被抛弃。知道她所有的讨好、所有的隐瞒、所有的“为你好”，都源于那种刻进骨子里的恐惧。

知道又怎样？

真相就在那儿。她瞒了我多久？几天？几个月？还是几年？她让我置身于感染的风险里。而她，从头到尾，什么都没说。

我该恨她吗？

我一点也不恨，我只想见她。想得要命。

出院那天，阳光很好。十一月的北方，难得有这样的晴天，天蓝得像被水洗过，阳光透过住院部大厅的玻璃穹顶倾泻下来，在地上铺了一大片金色的光斑。

我站在门口，抬起头、眯着眼，望着那片近乎不真实的光亮，恍如隔世。母亲在旁边扶着我。

“走吧，儿子。”母亲轻轻扯了扯我的袖子。

我没动。

目光扫过停车场，扫过门诊楼的方向，扫过那个她曾经蜷缩过的角落——我后来听护士说了，有个年轻女人在楼道里打了好长时间的地铺，日日夜夜守着ICU或是病区的门。

我知道那不是我妈。

现在那儿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只有一辆白色的小车缓缓驶过，卷起一片落叶。

“走。”我说。

回父母家的车程，我一句话都没说。

母亲坐在旁边，时不时看我一眼，嘴唇动一动，又闭上。父亲在前面开车，从后视镜里瞥了我几次，什么都没问。

他们默契地保持着沉默。

回到那个我从小长大的家，一切都没变。老式的沙发，老式的茶几，墙上挂着的老照片。我爸爱养的那盆君子兰还摆在阳台上，绿油油的，活得比我精神。

母亲给我收拾好了房间，还是我结婚前住的那间。床单是新换的，有股洗衣液的清香。窗帘拉了一半，我被阳光刺得闭上了眼睛，只感受到一阵一阵的不真实感。

“你先歇着，”母亲说，“妈去给你做饭。”

我点点头。

门关上了。

我坐在床边，盯着那道金色的线，盯了很久。

然后我掏出手机。

手机是新的。原来那个摔碎了，这是我妈重新给我买的，卡还是原来的卡。开机之后，短信叮叮咚咚响了好一阵，全是未接来电提醒。

我一条一条翻着。

大部分是医院的，同事打的。还有一些是陌生号码，推销的。再往下翻，我看到了她的名字。

苏清宁。

未接来电：47个。

从那天晚上开始，一直打到前几天。越往后，间隔越长。最后一个是三天前的凌晨两点，只响了一声。

我盯着那个名字，盯了很久。

拇指悬在屏幕上方，离那个“回拨”的按钮只有一厘米。

但我没按下去。

不知道说什么。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知道说了之后，会不会又像那天一样失控。

我把手机放下，躺到床上，盯着天花板。

晚饭的时候，母亲做了一桌子菜。红烧肉、清蒸鲈鱼、蒜蓉西兰花、西红柿鸡蛋汤，全是爱吃的。

她坐在对面，一个劲儿给我夹菜：“多吃点，你看你瘦的。”

我低头吃，一口一口，机械地咀嚼，机械地吞咽。尝不出味道。

父亲坐在旁边，闷着头喝汤。喝完了，放下碗，看我一眼，又端起汤碗继续喝。

饭桌上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

吃到一半，母亲忽然放下筷子，看着我，欲言又止。

“小河......”

“嗯？”

她张了张嘴，又把嘴闭上了。最后只是叹了口气，说：“没什么，吃吧。”

我看了她一眼，什么都没问。

我知道母亲想说什么。她想说“那个女人”。想说“你别再见她了”。想说“离了算了”。

但我也知道她不会说。至少现在不会。

吃完饭，我回到自己房间，躺在床上，继续盯着天花板。

窗外有月亮。不是满月，是一弯细细的月牙，像一道苍白的伤口，挂在深蓝色的夜空里。

不知道几点，我迷迷糊糊睡着了。

梦里，她又出现了。穿着那条墨绿色的丝绒长裙，站在月光里，对我笑。那笑容和以前一样，温柔、干净、带着一点点傻气。

我想走过去，想抱住她，想告诉她别怕，想说我原谅她了，想说对不起。

但脚迈不动。像被钉在原地。

她也不过来。只是站在那里，一直笑，一直笑，笑着笑着，眼泪流下来了。

“楚河......”她叫我的名字，“楚河......”

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月光里。

我猛地睁开眼睛。

我躺在床上，大口喘气，后背全是冷汗。

---

又过了一个星期。

这一个星期里，我没出门。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偶尔起来吃饭，偶尔翻几页书，偶尔站在阳台上发呆。

母亲每天变着花样做饭，父亲每天早晚各看一次我的脸色。他们都小心翼翼地不提起那个人，像怕踩到什么地雷一样。

我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必须做出一个决定。关于她，关于我们，关于这段已经被撕得稀烂的关系。

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决定。

第八天的下午，二老已经出门去了。

我走进我爸的书房里，想去找本书，翻抽屉的时候，看到桌子上的一边摆放着一个牛皮纸袋。袋子没封口，我随手抽出来看了一眼。

离婚协议书。

四个字，黑体加粗，像四个钉子，狠狠钉进我眼睛里。

我愣住了。手指捏着那几张纸，指节泛白。

我往下看。第一页，是夫妻双方的基本信息。我的名字，她的名字，身份证号，结婚登记日期。都写着。

第二页，财产分割。房产、存款、车辆，一项一项，分得清清楚楚。我名下的归我，她名下的归她，夫妻共同财产对半分割。旁边还用铅笔标注了一些数字，是我爸的字迹。

第三页，子女抚养。空白。我们没有孩子。

第四页，签名处。她的那一栏空着。我那一栏，也没有签。

我盯着那张空白的签名栏，盯了很久。

然后我想起前几天，我妈那欲言又止的眼神。想起我爸闷头喝汤时，偶尔瞥过来的那一眼。

他们已经把协议书草拟好了。

他们刚才收拾衣服出门，肯定就是为了这个。

一股血猛地冲上头顶。我捏着那几张纸，冲出了书房，拿起了手机。

“妈！”

“怎么了，小河？”

“你们在哪？”

......

“在哪儿？”

“......小河，你听妈说......”

“在哪儿！”

“是我约她的。”父亲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声音低沉，“在东四那条路上，我们常去的那家餐厅。现在我们都快到了。”

我没说话。我把那几张纸往茶几上一拍，抓起外套就往外走。

---

出租车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艰难地挪动。我坐在后座，看着窗外一点一点后退的街景，心脏跳得飞快。

手里还捏着那份离婚协议书。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带出来的，也许是从茶几上抓起来的，也许是下意识的动作。此刻那张纸被我攥得皱皱巴巴的，边缘已经破了。

东四那条路，我知道那家餐厅。一家老派的鲁菜馆，我爸以前带我去过。装修陈旧，灯光昏黄，座位都是卡座，私密性很好。

我父母约了她在那里。

签离婚协议。

我捏着那张纸，指节泛白。

车子终于停下来了。我扔下一张钞票，推开车门就往里冲。

餐厅不大，一眼就看到了他们。

靠窗的位置，我父母坐在一边，她坐在另一边。她背对着我，只露出一个侧脸。瘦了，颧骨都凸出来了，脸色白得像纸。桌上摆着几道菜，没人动过。

我大步走过去。

母亲先看到了我，脸色一变，猛地站起来。

“小河？！你......”

父亲也回过头，眉头皱成一个疙瘩。

清宁听到那声“小河”，身体僵了一瞬。然后她缓缓转过头，看向我。

四目相对的那一刹那，我看到她的眼眶瞬间红了。

她也瘦了。瘦得脱了相。原本饱满的脸颊凹陷下去，下巴尖得像刀削的，眼眶下面有两团青黑色的阴影。嘴唇干裂，有几道细小的血口子。那双眼睛，原本那么亮那么清澈的眼睛，此刻像一潭死水，浑浊、空洞、没有光。

她穿着那件浅蓝色的针织衫，衣服空荡荡的，像挂在一个衣架上。手腕细得我一只手就能握住，青色的血管在苍白的皮肤下隐约可见。

三十七天没见。

三十七天。

母亲第一个反应过来。她绕过桌子，挡在清宁面前，想挡住我的视线。

“小河，你先回去，这事让我俩处理......”

“处理什么？”

我的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铁板。

我绕过母亲，走到清宁面前。把那几张皱巴巴的纸拍在桌上。

“这是什么？”

我的声音在颤抖。不是愤怒的颤抖，是某种更深的东西。

父亲站起来，脸色铁青：“是我约的。这事该有个了结了。”

“了结？”我看着他，又看着我妈，最后目光落在清宁脸上。

清宁的眼泪已经下来了。无声地流，一滴一滴，砸在桌布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水渍。

我深吸一口气。

然后我说：“我不会签的。”

母亲愣住了。

父亲的眉头皱得更深。

“小河，你听妈说——”

“我不听。”

我把那份协议书拿起来，当着所有人的面，撕了。

“刺啦——刺啦——刺啦——”

那张白纸变成无数碎片。那些碎纸像雪花一样，从我指缝间飘落，落在桌上，落在地上，落在清宁的眼泪里。

清宁抬起头，看着我，嘴唇剧烈地颤抖。

“楚河......”

“闭嘴。”我没看清宁，盯着我爸我妈，“她是我老婆。这辈子是，下辈子也是。不管她怎么样，不管你们怎么想，我不会离婚。听见了吗？”

我的声音越来越大，大到整个餐厅都能听见。服务生探出头来看，邻桌的客人纷纷侧目。

“楚河！你疯了吗！”母亲压低声音，但压不住那颤抖，“这种女人——”

“妈！”

我猛地打断她。

我的声音太大，太尖锐，像一根突然绷断的弦。我自己都被这声音震了一下，耳朵里嗡嗡作响。

然后，那种熟悉的晕眩感又来了。

眼前的景物开始晃动。墙壁、窗户、卡座、我爸我妈的脸，全都变得模糊，像隔着一层流动的水。耳朵里的嗡嗡声越来越大，大到盖过了所有的声音。太阳穴突突地跳，跳得我眼前发黑。

有什么东西在脑子里炸开。不是疼，是一种更可怕的感觉——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挣脱束缚，在试图冲出来。我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幻觉。

我看到清宁站起来，伸手想扶我。她的嘴唇在动，但听不清在说什么。只看到她的眼泪，一滴一滴，像断了线的珠子。

我还看到......幻觉里，那些男人在围着我嘲笑......

不。

不是真的。

我猛地闭上眼，用力掐自己的大腿。尖锐的疼痛让我的意识稍微清醒了一点。再睁开眼，那些男人不见了。只有她，站在我面前，满脸是泪，嘴唇颤抖着，在叫我的名字。

“......楚河......楚河！！”

她的声音终于穿透了那层嗡嗡声，传进我耳朵里。

我看着她，张了张嘴，想说“我没事”。但刚张开嘴，那种熟悉的反胃感又涌上来了。

不是想吐，是那种濒临失控的感觉。

我狠狠咬了一下舌尖。血腥味在嘴里弥漫开来，疼痛让我暂时稳住了。

但我知道，我撑不了多久。

饭店的保安已经过来了。两个穿着制服的年轻人站在旁边，不知道是该上来还是该退回去。我爸妈被这阵仗弄得愣住了。

我忽然抓住了清宁的手，用力握住。

她的手那么凉，那么细，像一把枯骨。

我的眼神开始涣散，周身的关节都在剧烈地发抖，已经是马上要发病的症状。

我开始变得东倒西歪，旁边的桌子被撞到了一边，我像醉汉一般身形不稳，像一棵在狂风中摇曳的嫩草。

两个保安已经冲了过来，想架住我；我想起身反抗，却全无力气，只得被架向门口。

我说话了。

声音沙哑，低沉，像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一字一句，像是用尽全身力气：

“清宁，没事的。”

“等......我！”

身后，传来她的哭声。压抑的、破碎的、像小兽一样的呜咽。

我想要再回头看一眼，双膝却绵软无比地瘫在地上、几欲跌倒，两名保安想扶住我。我摆摆手，自己走到路边，扶着路边的一根灯杆，大口大口喘气。

晕眩感还没退。眼前的街道、车辆、行人，都在晃动，都在旋转。

我扶着那根杆子，低着头，死死盯着地上自己的影子。胃里翻涌着恶心。太阳穴突突地跳。耳朵里的嗡嗡声一阵一阵的。

但我嘴角，扯出一个弧度。

不只是笑。

有苦涩，却有着更多的欣喜。

我见到清宁了。

我对清宁说了“等我......”

我不知道她能不能等到我好转。不知道下次见面，又会发生什么。

但这就是我的答案。

随后我的脑海终于变成一团乱麻，再理不出一丝清醒的脉络；我只记得，我的父母、保安手忙脚乱地把我扶上了车…脑中一黑，再次失去了意识

---

餐厅里，苏清宁还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她看着那扇门，看着那个背影被架着消失在门后，看着那些碎纸片散落一地，像一场荒唐的雪。

她站在原地，泪流满面，身体像被抽空了所有力气，软得像一团烂泥。如果不是扶着桌角，她早就跌倒在地。

服务生们远远看着，窃窃私语。邻桌的客人已经吃完了，但没人走，都在看。

过了很久很久，久到餐厅里的人都已经散去，久到服务生开始收拾隔壁的桌子，久到窗外的天彻底黑下来——

她慢慢蹲下去。

伸出手，捡起一片碎纸。

上面有半个字。

“离”。

*********

第八十五章.迷雾

我算过日子。到现在，三百四十七天。

三百四十七天里，我几乎每周都去心理医生那儿报到、治疗。

王明羽，六十岁，头发花白，之前当过某全国龙头医院的精神心理科主任，是行内久负盛名的心理医生，总是戴着一副老花镜，镜腿上有道细细的裂痕。

诊所位于一条主干道旁，房子却是民国时期留下的，木地板踩上去吱呀作响，窗外的梧桐树遮了大半阳光，屋里总是昏昏沉沉的。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王明羽看了我很久，然后说：“坐。”

就一个字。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老头是国内最早研究人格解离的专家之一，退休后被返聘到这家费用高昂的私人诊所，只接他看得上的病人。我是托了院领导的关系才排上号的。

三百四十七天，三十多次咨询。

从最初的沉默，到断断续续的讲述，到后来能把那些荒唐的、肮脏的、让我自己都觉得恶心的念头说出来。这个过程像一层一层剥开自己的皮，露出底下血淋淋的肉，再露出更底下的骨头。

王明羽很少说话，只是听。偶尔问一两个问题，都问在点子上，像手术刀一样精准。

“你厌恶那些想法吗？”

“是。”我说，“每次想起来都会觉得十分厌恶。”

王明羽没接话，只是从老花镜上方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什么东西，我当时没读懂。

又过了几个月。

病情确实稳定了。幻觉从每天几次，降到每周几次，再降到偶尔一次。晚上能睡着了，虽然还会做梦，但不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噩梦。情绪也能控制住了，不会再莫名其妙地暴躁或失控。

一切都在好转。

但王明羽的表情，却越来越奇怪。

有一次，我讲完最近的状态，王明羽沉默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光线从昏黄变成暗沉，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

然后他摘下老花镜，放在桌上，说：

“楚河，你觉不觉得，你说的这些，有点不对劲？”

我愣了一下：“什么不对劲？”

王明羽没直接回答。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看着窗外那棵梧桐树。

“你说你那些阴暗的想法，那些......你称为‘肮脏’的念头。你觉得那是你自己的。”

“是。”

“但你又说，你每次产生那些念头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割裂感。像是有两个你在打架。一个想，一个不想。一个接受了，一个接受不了。”

我点点头。

王明羽转过身，看着我。

“这不典型......或者说......这不科学。”

“什么意思？”

“人不会这样......甚至说......精神病人也很少会这样。”王明羽走回椅子边，坐下，重新戴上老花镜，

“正常的欲望，再阴暗也是自己的。接受或不接受，是道德判断的问题，不是人格分裂的问题。但你描述的那种感觉——两个你，一个是你，一个不是——这不是简单的道德冲突能解释的。”

我皱起眉。

王明羽继续说：“我问你，那些念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第一次产生的时候，是什么情境？”

我努力回想。

什么时候开始的？

“想不起来。”我说。

王明羽点点头，似乎早料到了。

沉默又蔓延开来。

窗外有鸟叫。那只鸟每天都来，停在梧桐树上，叫几声，飞走。我听过很多次了。

王明羽忽然开口：

“我只是提一个可能性。”王明羽摆摆手，“你是医生，应该知道暗示的力量。”

“某些心理暗示，如果足够强大、足够持久，再借助巨大心理刺激，嗯......这个心理刺激，大多数都是难以磨灭的创伤......”

“很多传销、杀手组织的常见流程，先是设计一个巨大的刺激性、毁灭性的创伤场景，再给这些受到打击的人做心理重塑......

如果这个修复、重建的过程中，再添加一些主导者的想法......会让那个受到创伤的人，极其容易产生某种根深蒂固的错误认知......常常是无以复加的效忠、或者是让这个人恨什么人，这种......很多反社会组织经常会以这种方式给别人洗脑......”

我张了张嘴，有些疑惑，但什么都没说出来。

王明羽看着我，叹了口气。

“算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他站起来，送我到门口。临出门的时候，他的手搭在门把上，忽然停住了。

“楚河。”

“嗯？”

王明羽没回头，只是看着那扇门，说：

“临走之前，再提醒你一句。”

“要么，你有隐藏的第二人格。你自己不知道的另一个你。”

“要么——”

他顿了顿，没有说出下一句话。

门打开了。

“下周五见。”

---

从那之后，我开始疯狂地看书。

心理学、精神分析、认知行为疗法、人格解离、暗示与催眠......我把能找的资料全找了一遍。白天看，晚上看，看到眼睛发酸发胀，看到字在纸上飘。

父母以为我只是想快点好起来，还欣慰我能这么用功。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找什么。

我在找那个答案。

为什么我产生那些淫秽想法的时候，每次都会有那种割裂感，像身体里住着两个人？

这些问题像无数只蚂蚁，在我脑子里爬来爬去，爬得我睡不着觉，爬得我吃不下饭，爬得我有时候盯着一个地方能看半天，什么都没看进去。

书看得越多，我越觉得王明羽说的有道理。

那些阴暗的想法，那些让我自己都恶心的念头，和我原本的性格、家教、克制，和我对清宁那种深入骨髓的爱，太过于不协调了。

这个想法一旦产生，就像火苗一样疯长，压都压不住。

我自己真的有第二人格？

我不敢再想。

---

这一年里，完全没有她的消息。

三百四十七天，她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没有电话，没有短信，没有任何消息。

我知道父母肯定做了手脚。那一年里，父亲每天接送我去心理医生那儿，寸步不离。母亲没收了我的手机，说等病好了再给我。我抗议过，吵过，但没用。在那个家里，我还是个病人，病人没有话语权。

但我偷偷试过。

有一次趁父亲在车里等我的间隙，我溜到巷口的公用电话亭。投币，拨号，那串烂熟于心的数字。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冰冷的提示音，一遍一遍重复。

我又拨了一次。两次。三次。

直到投进去的硬币用完，直到电话亭外有人敲窗户，问我用完了没有。

我挂了电话，走出来。

我站在电话亭旁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流和人，忽然觉得这个世界很陌生。

所有人都行色匆匆，都有自己的方向。只有我，站在那儿，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我知道她不会故意不接。她一定出了什么事。或者，被什么事困住了。

回家的路上，我把那张电话卡偷偷藏进钱包夹层。回到家，母亲正在厨房做饭，油烟机嗡嗡响着，锅里的菜滋滋冒着热气。

母亲回头，看到我，笑了笑：“饿了？马上就好，去洗手。”

我点点头，走进洗手间，关上门，拧开水龙头，让水哗哗地流。

然后我从钱包里拿出那张电话卡，看了很久。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瘦了，眼眶深陷，胡子拉碴。眼神里有一种东西，我自己都说不清是什么。也许是疲惫，也许是......某种更深沉的东西。

餐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母亲给我盛汤，父亲闷头吃饭。一切和昨天一样，和前天一样，和过去三百多天里的每一天一样。

我坐下来，拿起筷子。

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自己：

见到她。

---

那天晚上，我又梦到她了。

不是噩梦，只是一个普通的梦，我很久没做过这么普通又温馨的梦了。

梦里我们坐在以前那个家的沙发上，一起看电视。她靠在我肩上，我的手揽着她的腰。电视里放着什么综艺，笑声很吵，但我们谁都没看进去。

她忽然抬起头，看着我，说：

“楚河，你会一直爱我吗？”

我说：“会。”

她笑了。那个笑容和以前一样，干净、纯粹、带着一点点傻气。

然后梦就醒了。

我躺在床上，盯着空白的墙壁，看着窗外透进来的车灯，在天花板上投下模糊的残影。

三百四十七天，没有她的任何消息。

三百四十七天，她像被这个世界抹去了一样。

为什么像人间蒸发一样？

这些问题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夜。转到天边发白，转到窗外有鸟开始叫，直到阳光从窗帘缝隙里挤进来，照在地板上。

父亲正在客厅里看报纸，母亲在厨房准备早餐。一切都和往常一样。

我走过去，在父亲对面坐下。

“爸。”

父亲从报纸后面抬起头，看着我。

“我要去找她。”

父亲没说话，只是看着我。那眼神里有很多东西——有担忧，有无奈，有欲言又止。

母亲从厨房里探出头，手里还拿着锅铲。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被父亲一个眼神制止了。

沉默持续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父亲会拒绝，会像以前那样，说“你现在还不能去”，说“等病好了再说”。

但父亲只是叹了口气。

“去吧。”

他说。

就两个字。

我愣了一下。

父亲低下头，继续看报纸。报纸翻页的声音，沙沙的。

母亲在厨房里，背对着我，肩膀微微颤抖。

我站在门口，眯着眼适应了一下，然后大步往前走。

我不知道她在哪儿。

不知道她是不是还在这个城市。

不知道她是不是还愿意见我。

但我知道，我必须找到她。

必须。

*********

第八十六章.失踪

我从家里出来之后，站在路口愣了好一会儿。

去哪儿找她？

这个城市这么大，好几百万人，她可能藏在任何一个角落。她可能换了号码，可能搬了家，可能故意躲着我——也可能，根本没躲，只是我找不到。

我新买的手机，新办的卡。通讯录里空空荡荡，只有几个同事的号码，还是我偷偷存进去的。

我登录之前的手机账号，导入通讯录，翻到一个名字。

裴晓琳。

那个号码是很久之前存的，一直没用过。我不知道裴晓琳还愿不愿意接我的电话，不知道她会不会像父母那样，一听到“苏清宁”三个字就变脸色。

但我没有别的选择。

嘟——嘟——嘟——

然后，电话接通了。

“喂？”

那声音有点沙哑，带着疲惫，但确实是裴晓琳。

“晓琳，是我，楚河。”

对面沉默了几秒。

那几秒长得像一个世纪。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一下比一下重。

“楚哥？”

裴晓琳的声音变了，变得有些尖锐，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你他妈还知道打电话？”

我愣了一下。

“晓琳，我——”

“你知道清宁这一年怎么过的吗？”裴晓琳打断我，声音开始颤抖，“你知道她......”

她没说完，但我听出了那声音里的东西。不是愤怒，是难过。是那种憋了很久、终于找到出口的难过。

“我不知道。”我说，声音发紧，“所以我来问你。”

对面又沉默了。

这次沉默更长。长到我以为她挂断了电话。

然后裴晓琳开口了，声音低下去，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

“我也不知道。”

我愣住了。

“什么意思？”

“就是不知道。”裴晓琳说，“她失踪了。”

失踪。

这两个字像一记闷棍，狠狠砸在我头上。我眼前黑了一瞬，耳朵里嗡嗡作响。

“什么叫失踪？”

“就是——”裴晓琳顿了顿，像是在努力组织语言，“就是找不到她。电话打不通，家里没人，工作室也关了。哪儿都找不到。”

我握着手机的手指收紧了。指节发白。

“多久了？”

“快半年了。”

半年。

一百八十多天。

她消失了半年，而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这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我有什么资格问这个？我连自己的手机都被没收了，连给她打电话都要偷偷用公用电话亭，裴晓琳怎么告诉我？

裴晓琳显然也这么想的。

“告诉你？”她冷笑了一声，“我怎么告诉你？你知道我打了多少遍你的电话吗？一开始还通，后来直接关机，再后来就变成拨都拨不出去了。我以为你换了号码故意躲着，以为你不想再见她，以为......”

她没说完，但我听懂了那个“以为”。

以为我像她害怕的那样，嫌弃她了，抛弃她了，再也不想见到她了。

“我没有。”我说，声音沙哑，“我手机被我爸妈收了。一直没还，我手机号还是新换的。”

裴晓琳没说话。

沉默像一块巨石，压在电话两端。

过了很久，裴晓琳才开口，声音里没有了刚才的尖锐，只剩下疲惫：

“那你怎么现在才打？”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解释我这一年怎么过的？解释我那些幻觉、那些失控、那些心理治疗？解释我今天才从父母家出来，今天才有了行动的自由？

都太长了。也太苍白了。

“说来话长。”我最后只说了这四个字。

裴晓琳没追问。

“你现在在哪儿？”她问。

我抬头看了看周围。我站在一条陌生的街道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这儿的。

“我也不知道。”我说，“你先告诉我，她到底怎么了。”

裴晓琳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她开始说。

说清宁从那之后的变化。

说她瘦了，瘦得脱了相。说她不再出门，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说她有时候打电话过来，说着说着就哭了，问她怎么了也不说。说她后来连电话也不打了，发消息也不回。

说有一天，她实在不放心，去了她的工作室，发现早就人去楼空；跑去清宁家，发现门锁着，敲了半天没人应。打电话，关机。发消息，不回。她在门口等了一下午，等到天黑，等到腿都麻了，还是没人。

说她又去了几次，每次都一样。

最后甚至报了警。

“警察来了，开了锁，进去看了。”裴晓琳的声音开始发抖，“家里没人。东西都在，衣服、电脑、证件，什么都没少。就是人不在。”

“然后呢？”

“然后警察说，会查。让我回去等消息。”

“等到了吗？”

裴晓琳沉默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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