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礼失求诸野

一

1997年深秋，法尔萨维耶国立大学一间偏僻的阶梯教室里，正在进行一场非正式的讲座。教室里挤了大约七八十人，大多是华裔面孔的年轻人，也有少数几个中年人和好奇的其他族裔学生。空气里弥漫着旧书页、粉笔灰和年轻人特有的躁动气息。

讲台上站着的不是教授，而是一个三十岁出头的男子，名叫周道明。他身形瘦高，穿着打扮与周围人格格不入——一身靛蓝色的交领右衽深衣，腰间束着黑色宽带，头发在头顶束成一个简单的髻，用一根木簪固定。这身装扮在满眼T恤、牛仔和夹克的教室里，显得异常突兀，却又奇异地和谐，仿佛他本该如此。

周道明原本是华夏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博士生，战乱中辗转流亡至珥洲，如今在国立大学图书馆做编目员，私下则是华裔青年中“原典儒教复兴”的主要鼓吹者之一。

“……所以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周道明的声音不高，但清晰有力，带着江浙口音的普通话在安静的教室里回荡，“自魏晋以降，尤其是隋唐以后，所谓‘儒家礼制’，已经严重偏离了先王古圣的本意。玄学清谈、佛道侵染、科举功利、理学僵化、皇权扭曲……一层层的流变、附会、篡改，就像河水不断冲刷，早已改变了河床的原始样貌。我们今天若想真正恢复华夏礼乐文明的正统，就必须溯流而上，回到源头，回到先秦，回到两汉！”

他身后的黑板上，用粉笔写着几个大字：“只认原典，不认演变”。旁边列着一些书名：《周礼》、《仪礼》、《礼记》、《尚书》、《诗经》、《春秋》三传……

“具体到实践层面，”周道明拿起一本自己油印的小册子，“我们‘溯洄社’目前主要推动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服制。彻底抛弃后世尤其是明清的服饰，以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复原先秦两汉的深衣、玄端、袍服、巾帼等。我们有自己的裁缝和研究小组，正在尝试用现代布料复刻马王堆、狮子山等汉墓出土衣物的形制。”

台下有人举手：“周师兄，那种衣服穿着不方便吧？而且现在布料、染色工艺都不一样了……”

“问题很好。”周道明点头，“我们追求的是‘精神’和‘制度’，不是死板的复制。形制需符合古制，但材料、染色可以因时制宜。至于方便与否，古人穿着这些衣服耕作、征战、书写，并无不便。关键是我们是否愿意为了‘礼’的庄严，稍微牺牲一点‘便’。”

他顿了顿，继续道：“第二，礼制。我们依据《仪礼》、《礼记》等典籍，参考汉代郑玄、贾公彦等经学家的注疏，正在整理、简化一套适用于现代社区生活的礼仪规范。包括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相见礼、乡饮酒礼等。目标是在不违反珥洲法律和基本社会秩序的前提下，让这些古礼重新活在我们的生活中。”

又有人问：“祭礼？包括祭天、祭地、祭祖吗？这在伊斯兰国家会不会……”

周道明表情严肃：“祭者，际也，交接也。祭祀天地祖宗圣人，是华夏文明的核心。我们会在私人场所或获得许可的特定场所进行，仪式会尽量简化、雅化，避免铺张和迷信色彩，强调其‘报本反始、崇德报功’的文化纪念意义。至于外界如何看待，”他目光扫过全场，“只要我们内心诚敬，行为端正，不挑衅，不妄求，相信真主也会理解不同族群对各自根源的纪念方式。”

这话说得巧妙，既坚持了原则，又预留了回旋空间。台下响起一阵轻微的议论声。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周道明提高了声音，“组织与教化。我们不仅要在形式上复古，更要在精神上复兴‘儒’的本质——‘以教化为大务’。我们计划以文庙（或先贤祠）为核心，建立基层的‘乡约’组织。不是简单的道德说教，而是像清真寺一样，成为一个社区的文化中心、教育中心、议事中心和调解中心。邻里纠纷、家庭矛盾、子弟教育、互助合作，都可以在‘乡约’的框架下，依据古礼的精神和现代法律，寻求和解与共识。”

这个设想显然触动了很多年轻人。一个戴着眼镜的女生站起来，激动地问：“周师兄，那我们具体该怎么做？现在连个像样的文庙都没有……”

周道明示意她坐下，从讲台下拿出一个厚厚的文件夹：“我们已经起草了《社区乡约示范章程》草案，借鉴了《吕氏乡约》、《蓝田乡约》的精神，也参考了现代社区管理的经验。同时，我们正在整理适用于儿童和青少年的蒙学教材，以《孝经》、《论语》为核心，结合珥洲实际编撰新读本。下一步，我们需要志同道合者，在各自居住的社区，从小事做起——也许是组织一个读书会，也许是调解一次邻里争吵，也许只是教几个孩子认识汉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讲座结束后，人群并未立刻散去。许多人围到讲台边，询问细节，索要油印材料。周道明被围在中间，耐心解答。他的深衣袖口已经沾上了粉笔灰，但他毫不在意，眼中闪烁着一种近乎宗教狂热的光芒。

刘文藻也来了，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安静地听完。他没有上前，只是远远看着被年轻人簇拥的周道明，心情复杂。一方面，他为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对传统感兴趣而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周道明那种激进的“原典主义”和试图将儒教彻底“宗教化”、“组织化”的倾向，又让他隐隐不安。这步子，是不是迈得太快了？会不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刘老师，您觉得怎么样？”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身边响起。刘文藻转头，看到陈立诚不知何时坐在了他旁边，手里也拿着一本周道明散发的油印册子。

“陈研究员也来了？”刘文藻有些意外。

“工作需要，了解一下民间动态。”陈立诚推了推眼镜，“很热闹，很有活力。不过，这位周先生的想法，恐怕比我们之前在报告里看到的那些中老年社区活动，要激进得多，也系统得多。”

刘文藻叹了口气：“年轻人有锐气是好事。只是……我担心过刚易折。这里是珥洲，不是华夏。弄出太大动静，不好。”

陈立诚点点头，翻看着手里的册子：“‘只认原典，不认演变’……这个口号本身就很有冲击力。它实际上是在否定华夏文明自汉以后的大部分发展成果，试图在珥洲的土地上，凭空搭建一个想象中的‘纯正’上古文明。这既是文化上的极端主义，也是一种……政治上的自我流放。因为他们彻底断绝了与当代华夏的联系，甚至否定了那个华夏。”

“或许这正是他们想要的。”刘文藻低声道，“在这里，他们是无根的浮萍。抓住一个他们认为最纯粹、最辉煌的‘根’，才能获得对抗现实的力量感和归属感。哪怕那个‘根’，有一半是想象。”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看着前方热烈讨论的人群。那些年轻的脸庞上，充满了迷茫时代里找到方向的兴奋。

“上面……会怎么看？”刘文藻试探着问。

陈立诚合上册子，笑了笑：“山戎总统的批示，您大概也能猜到。只要不越线，不闹事，不妨让他们试试。这种高度组织化、仪式化，甚至带点原教旨色彩的文化复兴运动，如果引导得当，或许能成为华裔社区有效的自我管理工具，减轻政府负担。当然，前提是，它必须一直在可控的框架内。”

他站起身：“刘老师，您是前辈，在社区里有威望。或许……您可以成为连接这些年轻人和现实之间的桥梁？让他们不至于冲得太猛，撞得头破血流。”

刘文藻苦笑：“我尽力吧。只怕他们嫌我老头子迂腐。”

离开教室时，外面天色已暗。秋风卷起落叶，带着寒意。周道明和几个核心成员最后走出教学楼，他们依旧穿着深衣，在路灯下形成一道穿越时空般的剪影。他们低声讨论着下一步计划，语气热烈而坚定，仿佛手中握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而在不远处的小清真寺，晚祷的唤拜声再次响起，悠长而肃穆，笼罩着整个街区。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在法尔萨维耶的秋夜中，各自追寻着通往神圣的道路。

二

临潢城南郊，“临潢华夏文化联谊中心”（筹建处）的工地上，进度比预想的要快。在充足的资金和社区人力的投入下，建筑主体已经封顶。虽然外立面还未完成，但那座微缩版“文庙”的轮廓已经清晰可见：棂星门的石柱立了起来，大成殿的歇山屋顶铺上了青灰色的瓦片，东西两庑的框架也已成型。

然而，内部的争论却比施工更为激烈。

临时工棚里，烟雾缭绕。筹建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以及特意从法尔萨维耶赶来的周道明及其“溯洄社”的几位骨干，正围着一张长桌，争论得面红耳赤。桌上摊着建筑设计图、室内布局方案，以及周道明带来的一大叠关于先秦两汉礼制、服饰、器用的资料。

争论的焦点，在于这座建筑未来的功能定位和内部陈设。

以吴工（吴建国）为代表的原筹建委员会，想法相对“务实”和“折中”。他们希望这里首先是一个“社区活动中心”，多功能厅、阅览室、茶室、展览区一应俱全。“文庙”部分，他们计划只在大成殿设置“至圣先师孔子”及“四配”、“十二哲”的木主牌位，风格简洁现代。祭祀活动仅限于每年春秋两次简化的“释奠礼”，主要面向社区内部，对外则宣传为“传统文化纪念活动”。其他空间，则用于汉语教学、书法绘画、中医讲座、节假日联欢等，旨在吸引各年龄层华裔，甚至欢迎其他族裔参与，成为一个促进社区融合的公共平台。

而周道明代表的“原典派”，则强烈反对这种“大杂烩”和“庸俗化”的设计。他们的主张激进得多：

“吴工，各位前辈，”周道明指着图纸，语气激动，“我们建的不是普通的社区中心！这是‘文庙’，是祭祀先师、传承道统的神圣空间！它的核心功能必须是‘礼’与‘教’。大成殿必须严格按照《礼记》、《仪礼》的记载来布置：几席如何设，笾豆如何陈，礼器如何摆，都有古制可循！我们应该恢复完整的‘释奠’、‘释菜’之礼，而不是搞成不伦不类的‘纪念活动’！”

“还有，”他身边一个叫沈弘的年轻骨干补充道，“东西两庑，不能拿来做阅览室、茶室！应该作为‘乡约’议事的明伦堂，以及蒙学、经学传授的讲堂。这里应该是我们社区的精神中枢，是依据古礼和乡约调解纠纷、施行教化的地方，就像清真寺对于穆斯林社区一样！”

吴工皱着眉头，抽着烟：“小周，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我们要考虑现实。第一，钱是大家捐的，很多人希望这里是个大家都能用的活动场所，不光是为了祭孔。第二，太复古、太宗教化的布置和活动，会引起本地当局和穆斯林邻居的警惕和反感。我们是在人家的地盘上，要低调，要融入。”

“融入？”周道明提高声音，“如果为了融入就要放弃核心，那我们还复兴什么传统？直接去清真寺做礼拜好了！吴工，正是因为我们在人家的地盘上，才更需要一个坚固的文化堡垒！如果我们自己都对自己的文明精髓含糊其辞、遮遮掩掩，别人怎么会尊重我们？我们要让人看到，华夏文明有自己庄严的礼仪、完整的世界观和有效的社会治理智慧！这不是挑衅，这是自信的展示！”

“你这是理想主义！”委员会里一位老者敲着桌子，“小周，你还年轻，没吃过亏。你知道公开搞大规模祭祀，穿奇装异服（他指了指周道明的深衣），会引起什么后果吗？匿名信、涂鸦都是轻的！真要惹怒了某些极端分子，一把火把这里烧了，大家的心血全白费！”

“所以就要因噎废食吗？”周道明毫不退让，“如果我们因为害怕就放弃原则，那我们的文明就真的死了！安全的问题可以通过沟通、通过智慧来解决。我们可以主动邀请本地有威望的伊玛目、社区官员来观礼，向他们解释我们仪式的文化内涵。我们可以加强安保。但不能为了安全，就把灵魂阉割掉！”

争论陷入僵局。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一方强调生存的智慧和现实的妥协，另一方则坚持文化的纯粹和精神的张扬。

最后，一直沉默的刘文藻（他作为顾问也被邀请）缓缓开口：“诸位，可否听老朽一言？”

众人暂时安静下来，看向这位在社区中颇有声望的老者。

“道明所言的‘核心’与‘原则’，确有道理。无核心，则如无根之木；无原则，则如无舵之舟。”刘文藻先肯定了周道明一方，“但吴工所虑的‘现实’与‘安全’，亦非杞人忧天。无安全，则一切皆空；无现实考量，则寸步难行。”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我们复兴古礼，是为了让文明的精神活过来，而不是为了复刻一堆僵死的仪式。古人制礼，本有‘经’有‘权’，有‘常’有‘变’。我们在异国他乡，面对全新环境，是否也应该思考，如何将古礼的精神，以适当的形式展现出来？”

他看向周道明：“道明，你说要严格按照《仪礼》布置祭祀，这当然好。但《仪礼》所载，是战国以前诸侯卿大夫之礼，器物、仪节极为繁复。以我们现在的条件，可能完全复原吗？即便能，其意义是否能为大多数社区同胞，甚至为外界所理解？礼仪的核心是‘敬’，是‘诚’。形式固然重要，但若因过分追求形式而忽略了当下处境和传播效果，是否本末倒置？”

他又看向吴工：“建国，你们希望这里成为大家都能用的社区中心，这也没错。但若完全淡化其神圣性和文化核心，将其混同于普通的俱乐部、活动站，那它存在的独特价值又在哪里？它如何能承担起凝聚人心、传承文明的重任？”

“所以，”刘文藻总结道，“或许我们可以寻求一条中间道路。核心祭祀空间（大成殿），按古制精神布置，但不必过分拘泥于器物细节，以庄重、肃穆、典雅为要。祭祀礼仪，可参考古制进行简化、优化，设计出一套既符合古礼精神、又适应现代条件和观感的‘新礼’。同时，保留部分空间用于社区公共活动，但这些活动，也应尽可能与我们的文化传统结合，如汉服展示、经典诵读、雅乐欣赏、传统手工艺教学等。让‘神圣’与‘世俗’、‘传统’与‘现代’，在这里有机融合，而非截然对立。”

“至于‘乡约’和基层调解功能，”刘文藻看向周道明，“这确实是很好的设想。但不必急于将其完全‘制度化’或‘宗教化’。可以先以读书会、互助小组、社区议事会等形式自然生长，待积累经验和信誉后，再逐渐赋予其更正式的角色。关键是做出实效，让大家看到这种基于古老智慧的方式，确实能解决问题、促进和谐。”

刘文藻的一番话，如同给沸腾的争论浇下了一盆温水。双方虽然未必完全赞同，但情绪都缓和了不少。

周道明沉思片刻，开口道：“刘老师的话有道理。或许我们确实可以在‘精神’与‘形式’、‘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但我坚持一点：我们的核心仪式，必须严肃、必须庄重，必须区别于一般的文化活动。这是底线。”

吴工也叹了口气：“刘老师说得对，完全搞成大杂烩也确实失去了特色。这样吧，建筑设计已经不好大改，但内部功能划分和装饰布置，我们可以再协商。祭祀区域一定要庄重，其他活动区域也可以尽量体现传统元素。至于具体仪轨，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小组，由刘老师牵头，道明你们参与，共同研究制定一套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如何？”

这个折中提议，最终获得了大多数人的同意。虽然分歧并未完全消失，但至少找到了一个继续合作的基础。

会议结束，众人散去。周道明和沈弘走出工棚，站在初冬的寒风中，看着已具雏形的文庙建筑。

“沈弘，你觉得刘老师的建议如何？”周道明问。

“有道理，但……总觉得不够彻底。”沈弘年轻气盛，有些不甘，“我们明明可以做得更纯粹。”

“彻底？”周道明苦笑，“在珥洲这片土地上，追求绝对的‘纯粹’，可能意味着彻底的孤立，甚至毁灭。刘老师说得对，礼有经权。也许，我们真正的挑战，不是复刻两千年前的仪式，而是让两千年前的精神，在今天的土壤里，长出新的形态。”

他抬头望向文庙那还未安装匾额的正门：“这条路，注定是漫长而曲折的。但至少，我们已经开了一个头。”

远处，临潢城新建的几座清真寺尖塔在夕阳下闪着金光。而在它们旁边，这座风格迥异的文庙，正悄然扎根，试图在异质的土壤中，伸展出属于自己的枝叶。

三

法尔萨维耶西区，七号楼三单元地下室，“先贤祠”的活动仍在继续，但内容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

在周道明及其“溯洄社”的影响和渗透下，刘文藻主持的聚会，开始有意识地引入更多“原典”元素。祭祀的对象，从简单的“天地君亲师”，逐渐细化、增补。他们请社区里一位会木工的老先生，仿照汉画像石中的造型，雕刻了“黄帝”、“嫘祖”、“仓颉”、“孔子”、“孟子”等小型木主牌位，虽然简陋，但形制上尽量参考文献。祭祀的仪节，也不再是简单的鞠躬、上香、烧纸，而是参照周道明他们整理的简化版“释奠”流程，增加了沃盥、奠币、读祝、饮福受胙等环节，尽管受场地限制，这些环节都大大简化了。

服饰上，最初只有周道明等少数人坚持穿深衣。但在他们的带动和鼓励下，一些年轻人开始尝试。刘文藻自己也定做了一身深灰色的深衣，在主持祭祀时穿着。渐渐地，每月聚会时，穿深衣的人多了起来，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虽然形制、颜色、材质五花八门，有的甚至不太合规范，但这种外形的改变，确实强化了仪式的庄重感和参与者的身份认同。

更重要的是，“乡约”的实践开始了试探性的第一步。

事情的起因是社区里两户华裔家庭因为楼道堆物和噪音问题，积怨已久，几次争吵，差点动手。居委会调解了几次，效果不佳。这两户人家都参加过地下室的祭祀活动，虽然不算积极，但知道刘文藻是主事人。

一天晚上，两家的男主人不约而同地来到刘文藻家，希望他“评评理”。刘文藻没有立刻评判谁对谁错，而是请他们坐下，泡了茶，先聊了聊家常，问了问各自的工作、孩子。气氛缓和后，他才引导他们说出各自的委屈和诉求。

听完之后，刘文藻沉吟片刻，说：“按古礼，乡党邻里，当以和为贵。《论语》有云：‘礼之用，和为贵。’又云：‘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咱们都是漂泊在外的人，在这楼里做邻居，是缘分。楼道是公共地方，堆物固然方便自家，却也妨碍他人行走安全。噪音扰人清梦，将心比心，若是自家被吵，又当如何？”

他没有引用复杂的经典，只是用平实的语言，结合古礼的精神进行劝解。最后，他提议：“不如这样，我们约个时间，把楼里几位年长有德、大家信得过的邻居也请来，就在咱们那个活动室，泡上茶，心平气和地谈一谈，定个楼道公约，以后大家共同遵守。如何？”

两人犹豫了一下，看到刘文藻诚恳的态度，又想到毕竟都是同胞，闹得太僵也不好，便同意了。

刘文藻随后联系了周道明。周道明非常重视，认为这是实践“乡约”理念的绝佳机会。他和“溯洄社”的几位成员精心准备。他们整理了一份简短的《楼道邻里公约》草案，内容结合了传统乡约的互助精神和现代社区管理条例，具体而微。又准备了一套简单的“和解仪式”流程，参考了古礼中“乡饮酒礼”的和睦精神，但去除了所有繁琐环节，只保留彼此揖让、共饮一杯茶、共同在公约上签字画押等象征性和好如初的步骤。

调解会就在地下室举行。除了当事人和几位受邀的邻居长者，周道明、沈弘等作为“乡约执事”列席，刘文藻主持。没有严肃的审判气氛，更像是老邻居拉家常。大家围着几张旧课桌拼成的“议席”，喝茶，吃点心。刘文藻先让大家发言，倾诉各自的烦恼和诉求。然后，周道明宣读了《楼道邻里公约》草案，逐条解释，征求大家意见。经过讨论，略微修改后，获得一致通过。

最后，在刘文藻的主持下，两位当事人按照简化版的“和解仪式”，彼此长揖，互致歉意，然后共同举杯饮茶，并在公约上郑重签字。其他参与邻居作为见证人也签了名。整个过程平和、庄重，又带着人情味。

事后，两家关系虽然未能立刻亲如一家，但至少停止了公开争吵，楼道堆物问题得到了清理，噪音也注意了很多。更重要的是，这次成功的调解，在社区华裔中传开了。人们发现，除了找居委会（往往效率不高或偏向主流族群），或者干脆硬碰硬之外，还有一种基于同胞情谊和古老智慧的解决方式。

随后，又陆续有几起小的纠纷，比如孩子打架、摊位争执等，找到刘文藻或周道明请求调解。他们逐渐积累起经验和信誉。周道明甚至开始着手编写更详细的《社区乡约调解指南》，将案例、原则、方法记录下来。

当然，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有些人对这种“复古”的调解方式不以为然，认为多此一举。也有人担心，这种基于族群内部的自发调解，是否会形成“法外之地”，或者加剧华裔社区的封闭性。更有人质疑，主持调解的刘文藻、周道明等人，是否在借此建立个人权威，甚至谋取私利。

对此，刘文藻和周道明的态度是：公开、透明、自愿。所有调解过程都邀请双方信任的见证人，调解结果不具强制力，更多是道德约束和舆论监督。他们坚持不收任何费用，完全是义务服务。渐渐地，质疑的声音少了，认可的人多了起来。

消息也传到了陈立诚的耳朵里。他在一份内部简报中写道：“……华裔社区正在自发形成一套基于儒家伦理和简约古礼的民间调解机制。其特点是：人情与礼法结合，强调‘和为贵’与‘自我约束’；仪式感强化和解的庄重性；依托于社区内部的信任网络。目前看，这套机制有效缓解了部分社区矛盾，减轻了基层行政压力，且未发现其挑战法律或煽动族群对立的迹象。值得持续观察，甚至可作为‘多元社区治理’的潜在案例进行研究。”

简报照例送到了山戎博华的案头。他在相关段落画了线，批注：“可留意。若效果持续正面，可在其他族裔社区适当介绍（不强制），作为补充性基层调解资源。注意防范其演变为封闭性权力结构。”

最高层的态度，依然是实用主义的观察与有限利用。

而在七号楼地下室，刘文藻和周道明并不知道这些高层的思量。他们只是朴实地觉得，做了一点让社区变得更好的小事。祭祀时袅袅的香烟，调解时清茶的温度，以及参与者脸上释然的笑容，就是他们坚持下去的动力。

也许，真正的“礼”，不在浩繁的典籍里，不在复古的服饰中，而就在这些点点滴滴的、让生活变得更有序、更温暖、更有人情味的实践里。在珥洲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一群背井离乡的人，正尝试用祖先的智慧，为自己和邻里，搭建一个小小的、有“礼”有“节”的避风港。

四

1998年春天，临潢城南郊的“华夏文化联谊中心”终于落成。虽然内部装修尚未完全结束，但主体建筑已经可以投入使用。为了庆祝，也为了试探外界反应，筹建委员会决定举办一场小规模的、非公开的“春季释奠先师”活动，只邀请社区内部成员和少数关系友好的其他族裔朋友、社区官员。

消息一出，立刻在临潢乃至法尔萨维耶的华裔圈子里引起了不小的关注。这是第一次在珥洲土地上，在一座新建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文庙建筑里，公开举行儒家祭祀仪式。很多人都想亲眼看看，这场“复古实验”会是什么样子。

周道明和“溯洄社”的成员提前一周就来到了临潢，与吴工等人一起筹备。他们按照协商后的方案布置大成殿：正面悬挂“万世师表”匾额（临时制作），下设神案，安放“至圣先师孔子”木主，两侧稍低的位置摆放“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的木主。神案上陈列着仿古的笾、豆、簋、簠等礼器（多是陶制或木制仿品），以及香炉、烛台。殿内悬挂着一些书写着《论语》章句的卷轴。整体风格力求庄重、简朴、典雅，避免奢华和神秘色彩。

祭祀服装统一要求：主祭、分献官、执事等必须穿深衣，参与者尽量着深衣或至少是整洁的深色现代服装。周道明等人带来了多套备用深衣，供没有的人临时借用。

仪轨方面，采用了经过简化的“释奠礼”流程。由刘文藻担任主祭，周道明和吴工担任分献官，沈弘等担任执事。流程包括：迎神、奠币、初献、亚献、终献、饮福受胙、送神等。每一步都有相应的动作和颂词（取自经典或自撰的祝文）。音乐方面，暂时用录制的古琴曲替代雅乐。

活动当天，天气晴好。新落成的文庙建筑群在阳光下显得宁静而肃穆。虽然位置偏僻，但依然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除了收到邀请的百余名华裔社区居民，还有几位本地的社区官员、两名国立大学研究民俗的学者（其中一位是俄罗斯裔），以及一位受邀前来的、以开明著称的本地清真寺伊玛目——阿卜杜勒·卡里姆。

阿卜杜勒·卡里姆伊玛目大约五十岁，相貌和善，穿着传统的长袍和白色缠头。他被吴工恭敬地请到观礼区就坐，旁边有懂双语的志愿者陪同解释。

上午九时，仪式开始。

钟声（临时用录制的编钟声代替）敲响。参与祭祀的人员，在刘文藻的带领下，穿着各色但形制统一的深衣，缓缓从棂星门步入，沿着中轴线走向大成殿。他们的步伐沉稳，神情庄重。旁观的人群安静下来，好奇地注视着这陌生而古老的场景。

大成殿前，刘文藻等人按照预演过的步骤，洗手（沃盥），整理衣冠，然后依次进入殿内。殿门敞开，让外面的人也能看到内部情形。

刘文藻站在神案前，用清晰而缓慢的汉语诵读祝文。内容主要是追思孔子功德，阐明祭祀意义，祈愿文明传承、社区和睦、国家昌盛。祝文写得文白相间，力求易懂。有志愿者在旁边低声用俄语向观礼的非华裔嘉宾翻译大意。

随后是奠币、献酒（以清水代酒）、献馔（以干果、米糕代替太牢）。每一步，主祭和执事都动作舒缓，行礼如仪。没有夸张的舞蹈，没有神秘的咒语，只有简洁的动作和沉静的颂祷。

整个仪式大约持续了四十分钟。过程中，观礼的人群一直保持安静。许多华裔老人眼中含泪，他们或许想起了遥远的故土，想起了童年模糊的记忆，或者单纯被这种久违的庄严所触动。年轻人则更多是好奇和新鲜，有些人被仪式感吸引，有些人则在思考背后的文化内涵。

阿卜杜勒·卡里姆伊玛目全程认真观看，偶尔低声询问身边的志愿者。当听到祝文中强调“敬天法祖”、“崇德报功”、“和谐万邦”时，他微微点头。

仪式最后，所有参与祭祀和观礼的人，都分到一小块象征“福胙”的米糕和一杯清水。大家共同饮下，完成“饮福受胙”的环节，象征分享先师的福泽。

礼成后，是简单的茶话会。大家在新建筑的庭院里交流。许多人围着刘文藻、周道明询问关于服饰、礼仪的问题。也有人主动去找阿卜杜勒·卡里姆伊玛目交谈。

伊玛目很客气，他对刘文藻和周道明说：“很庄重的仪式。我能感受到你们对先贤的尊敬和对自己文化的热爱。这与我们穆斯林纪念先知、圣贤的情感是相通的。只要彼此尊重，不互相妨碍，真主是至仁至慈的，他会喜悦人们以各自的方式纪念美德和智慧。”

这番话让筹备者们松了一口气。至少，这位有影响力的本地宗教人士，表达了理解和善意。

当然，并非一切都完美。活动结束后，社区管委会还是接到了几通匿名电话，抱怨“异教徒搞偶像崇拜活动”，要求制止。但管委会以“合法的社区文化活动”为由搪塞了过去。工地的围墙上，也再次出现了“Shirk（以物配主）”的涂鸦，不过很快被清理掉了。

周道明等人则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他们觉得，这是一次重要的突破，证明了在珥洲的土地上，儒家礼仪可以公开、庄重地举行，并能获得一定程度的理解和尊重。

“我们证明了这条路是可行的！”沈弘兴奋地说。

“还早。”周道明虽然也高兴，但更冷静，“这才是一个开始，一个点。要让更多人接受，要形成可持续的传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

他看向远处正在与吴工交谈的社区官员：“我们始终是在别人的规则下活动。今天他们可以允许，明天也许就会收紧。我们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别人的宽容上。我们必须让自己变得更有价值，更不可或缺。”

“如何变得不可或缺？”沈弘问。

“就像我们正在做的，”周道明目光坚定，“用我们的‘礼’和‘教’，实实在在地改善社区生活，化解矛盾，培养下一代。当人们发现，我们的存在能让社区更和谐、更有凝聚力时，我们自然就有了立足之地。”

春日的阳光洒在新落成的文庙屋顶上，青灰色的瓦片泛着柔和的光泽。这座风格迥异的建筑，静静地矗立在临潢城的边缘，像一个沉默的宣言。它宣告着一群离散者重建文化家园的尝试，也预示着珥洲这个新兴国家内部，文化多样性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正以最具体的形式展开。

而在更广阔的视野里，从咸海边试图融合祆教遗风的“灶王祭”，到碎叶城关帝庙前奇特的“平安祈祷会”，再到法尔萨维耶地下室悄然生长的“乡约”实践……无数个类似的、微小的文化复育实验，正在珥洲广袤的土地上星星点点地发生。它们形态各异，有的温和，有的激进，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共同构成了这个后冷战时代最奇异国度复杂而生动的文化地貌。

山戎博华站在总统府办公室的窗前，听着关于临潢“文庙释奠”活动的简要汇报，嘴角露出一丝难以捉摸的笑意。

“用《礼记》的礼仪，在伊斯兰国家的土地上，祭祀孔夫子……还邀请了阿訇观礼。”他轻声自语，“历史真是个奇妙的循环。继续观察吧。只要火种不蔓延成野火，多点几盏不一样的灯，或许能让这间大屋子看起来不那么单调。”

他转身，目光落在墙上巨大的珥洲地图上。那上面，不同颜色标示着主要的族群分布和宗教社区。而在这些清晰的色块边缘，存在着大量模糊的、混杂的、正在形成中的过渡地带。临潢城南郊那个小小的点，就是其中之一。

未来会怎样？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他正驾驭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庞然大物。而在这个庞然大物的内部，最微小的文化实验，也可能在时间的发酵下，产生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

窗外，法尔萨维耶的春天正在降临。冰雪消融，万物萌动。而在城市的不同角落，不同寺庙、教堂、神祠、地下室里的香火与诵念声，也随着春风，悄无声息地 mingling（混合）在一起，孕育着无人能预料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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